毛选复习资料

一、写作背景

一、从大背景上看,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运动中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革命联合阵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益显露。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了共产党人面前:

如怎样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党的一大认为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二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可以联合的力量。三大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有两面性。四大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五卅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以后却动摇妥协,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

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下,既要积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如无产阶级对待自己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五卅运动,证明了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

 二、从具体环境说,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涛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1927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并总结这些中国革命的新问题,为中共制订正确的革命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在总结党的其他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25年12月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发表了该文。

二、主要内容

1、文章开篇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2、文章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第二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 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第三类,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人、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分左、中、右三部分。他们在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也只得附合着革命。

第四类,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是他们的问题。”半无产阶级各部分其经济地位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相同。

第五类,无产阶级。包括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以及农村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特别能战斗”。

结论:“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三、理论意义

       该文是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之一,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分析,清晰阐释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三、理论意义

    文章对民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此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为党后来深入认识并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文章对农民阶级的分析,初步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对农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四篇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一九三0年一月五日

一、写作背景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敌人十分强大,红军极为弱小,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都曾有人对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中共一直未能摆脱“以城市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1929到1930年,农村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地发展,并且有力地显示出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争则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


共产国际和“左”倾中央的城市中心论 

你们中共的注意力“需要放到我们应该而且可能夺取城市的问题上”。 

提倡走州过府的游击运动

1930年6月,李立三以中央名义给前委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批评了毛泽东的路线主张“农村工作第一步,城市工作第二步”,这个主张完全反映了农民意识。 

    六大以后和1929年一年内 中央致各省委的126封指示信中,都贯彻了城市中心的政治路线。

      中共六大通过的《职工问题决议案》:农民运动势力超过工人运动势力,这是中国革命中“非常特殊非常危险的趋向”。

      1928年9月22日,中共中央致湖北省委信;“你们总计划中在斗争的布置上有用乡村包围城市的企图,这种倾向是极危险的,在客观上不啻暗示一般同志轻视或放弃城市工作。省委应很严重的注意各大城市的工作,同时严格纠正这种危险的倾向。”

      24日,中央又致湖北省委并转鄂西特委信:特委“要 从政治上告诉各县党部,不要城市就是否认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结果党只有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



    1929年2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发来指示信(二月来信):

    传达城市中心的精神,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

    

      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后,党内的右倾悲观情绪并未完全消除。1929年末,当赣闽粤三省敌人“会剿”风声日紧,开始进逼连城、永定、上杭、龙岩等地时,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了一封《新年贺信》给近在咫尺的毛泽东,主张采取“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对毛泽东关于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感到疑虑重重,认为“中国革命未必很快到来”。

       

一、写作背景

    林彪的来信引起毛泽东的深思,他认为林彪的信代表了一种思潮,“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感到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给林彪写了《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答复林彪并借以教育全党、全军。

四十年前旧地

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起蒿莱

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

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喜开颜

斗志不容稍减

二、主要内容

1、这封信对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阐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指出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的错误,认为想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2、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个事实出发,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3、总结了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到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

4、着重地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建红军,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三、理论意义

1、毛泽东这封信总结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贡献。

2、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它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3、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史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伟大思想,彻底跳出了“城市中心论”的束缚。

第五篇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写作背景

    1929年12月28—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本篇是决议的第一部分。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与红四军的建设:

      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份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据1928年党的六大时统计,党员成分为农民占党员总人数的76.6%、士兵占0.8%、知识分子占6.9%、工人只占10.9%(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时工人党员降到7%)。

      党员成分的这种新构成,在红军中尤为突出。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 

     红军到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相当大的影响。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曾力图加以纠正。但红四军党内部分领导干部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1929年6月下旬,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的职务。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原因很复杂。

        会后,毛泽东去闽西帮助地方工作,同时养病。

    国民党报纸造谣:毛泽东在福建前线因肺病去世。共产国际因此发“讣告”云: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病在福建前线逝世。”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1930年初共产国际莫斯科

                              《国际新闻通讯》 

     

        8月陈毅去上海党中央汇报红四军部队状况。

    党中央成立周恩来(主持)、李立三、陈毅三人小组,形成《九月来信》,总结红四军和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说明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封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而有古田会议之召开。

二、主要内容

 一、在军队建设方面:

1、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是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

2、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那些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

3、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

二、在党的建设方面:

1、着重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指出红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文章全面地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

2、论述了党和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

3、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

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该文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文章所提出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首创“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两原则,成功解答了共产国际两大难题:即中共不会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中国的红军战争不会变成”单纯的农民战争“。

历史启示

第七篇   关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

2、《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

3、《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一、写作背景

1、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给苏区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

2、1931年开始,临时中央的一些“左”倾政策逐步推行到根据地中来,给经济建设造成一定困挠。

 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出现了经济生活恶化的局面:工商业凋零,日用消费品(主要是食盐、布匹、药品)奇缺,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如汀州、上杭、瑞金等县发生粮荒。面对这种局面,临时中央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经济政策作若干调整,并且要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1933年8月12——15日,在瑞金举行了南部十七县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报告,即《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论述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

1934年1月,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和结论(《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总结根据地建设的经验,阐述了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

       根据地政权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在反对敌人经济封锁与军事“围剿”的斗争中,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革命发展更是息息相关,成败攸关。

     毛泽东在这些文献中阐述了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

二、主要内容

1、必须注意经济建设的思想

    革命战争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经济建设是对革命战争的强有力支持。

    进行经济建设可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获得战争的力量。

    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

2、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目前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第一位的工作。

3、根据地的经济成分,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4、根据地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贯彻节省的方针。“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

5、根据地对外贸易的方针,首先是为着自给,其次才是出口,并要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6、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等问题);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三、历史意义

       初步形成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不仅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以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思想依据。对当代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开始产生和形成的重要时期。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带头实践,培养了党和苏区广大干部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堪称共产党人做群众工作的典范。

  “要得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问题,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

第六篇   反对本本主义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一、写作背景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1930年5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就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批评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

      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深刻地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这篇文章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在赣南逐步形成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一九三○年五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

    毛泽东利用红四军正分散在安远、寻乌、平远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还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性很明确。毛泽东说过:这正是对“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他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①但他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觉得:“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寻乌这个县,正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 


      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给他在广州召开的一次会议,并写了以下说明:“这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

二、主要内容

1、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为了洗刷唯心精神,他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倡导要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2、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要“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3、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由此得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

4、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革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认真地调查中国的情况,独立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5、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方法。文章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反映了毛泽东在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飞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自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了这样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战争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6月30日

一、写作背景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性政权即将建立的时刻﹐全国人民最关心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各个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怎样?这个国家将执行怎样的对内对外政策?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作了这篇文章,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解答。

二、主要内容

1、文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学的迷梦。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2、文章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概念,阐明了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指出,在中国,在现阶段,人民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基础力量。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还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 

“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3、文章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职能,指出人民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并有步骤地解决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4、阐明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方针。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对外实行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中国人民几十年革命斗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之一,就是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根据当时国际形势,文章指出,我们必须“一边倒”。  

5、再次强调三大法宝是我们党28年来革命经验的总结。“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6、提醒全党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上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为随后在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这个人民的大宪章,奠定了基础。 

三、理论意义

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上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为随后在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这个人民的大宪章,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一、写作背景

1949年3月,党中央在西柏坡指挥的三大战役刚刚落下帷幕,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基本完成了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新中国的成立已成事实。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党也即将从革命的领导主体向建设者的领导主体转变。为了使全党适应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新要求,1949年3月5日——13日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二、主要内容

1、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消灭,今后解决剩下的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仍是主要方式。

2、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任务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3、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第一,“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 “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全国仅有的现代工业虽然仅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第三,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们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

第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

4、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5、报告强调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报告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利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三、历史地位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表明,虽然党已经考虑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但党所确立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全国胜利”热烈氛围下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决策,与二十二年前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有重大区别。那次被迫“转移”是用鲜血换来的历史转折,它与纠正不符合国情的以城市为中心革命道路联系在一起,没有那次“转移”,中国革命依然在黑暗中徘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工作重心“转移”不是历史转折,只是工作任务和目标的自觉转换,是革命胜利使然,是历史的与时俱进。 

第十篇   《共产党人》发刊词


1939年10月4日

一、写作背景

1939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已经在正面战场数百万中国军队和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游击战的共同抵抗之下,彻底失败,战争进入胶着阶段。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尖锐起来。两党力量对比中处于强势的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民党著名理论家叶青声称,三民主义可以满足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

一、写作背景

在严峻的斗争面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说,“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到了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二、主要内容

1、毛泽东在发刊词中首先指出,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2、毛泽东总结了18年来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党的建设的过程,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

阐明了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

三、历史地位

文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文献。

1、第一次明确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

2、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著名论断。(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围绕其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确立的政治任务和行动纲领) 

3、总结概括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我们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有机结合中,牢牢掌握了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三大法宝。 

第八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12月27日

一、写作背景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共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决定对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作出适时的调整和转变,迅速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集中全民族的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二、主要内容

1、报告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必要性: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必须花费长久的时间,必须聚集雄厚的力量。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第一,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他们是革命最坚决的力量。

第二,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

第三,报告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中国面临变成殖民地的时局下,其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因而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的可能性。

关于地主买办营垒,报告指出,他们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2、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告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由来主要在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强调党不能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必须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才能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3、报告在着重批评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及时提醒全党注意记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党和红军不但要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同时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因此共产党和红军还应当在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

4、报告指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这个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

5、报告提出了革命的转变问题,认为民主主义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

三、历史地位

瓦窑堡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标志着党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路线的形成。

报告表明,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已经成为党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蓬勃发展,而且为党胜利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可靠保证。 

第十四篇  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

一、写作背景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在延安召开。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斗。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 。书中公开贩卖封建法西斯主义,扬言要在两年内解决所谓的“内政”问题,力图在抗战胜利后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建立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一面坚持抗日,一面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在艰苦的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到1945年春,中共已经有了121万党员,党内空前团结,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发展到近一百万人,解放区已经遍布华北、东北、华中、华南各地,拥有近一亿人口,解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1944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就是为了揭露国民党集团的独裁阴谋,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而作的。在这个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驳斥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谬论,论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 

二、主要内容

《论联合政府》报告共分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针对国民党独裁、卖国、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开宗明义地提出成立联合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第二部分,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

第三部分,全面科学地总结了抗战中的两条路线。

第四部分,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第五部分,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并要求全党牢固树立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 

1、中国人民争取一个光明前途的时机已经到来。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中国人民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觉悟和团结的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又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有利的国际形势。因此,同中国近百年来历次人民斗争的失败和挫折相比较,这一次不同了,已经存在着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一切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2、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由于国民党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可能发生内战,可能出现一个黑暗的前途。在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这是七大的中心任务。

      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论联合政府》,P1053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报告指出,作为一般纲领,我们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作为具体纲领,当前我们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明确肯定在中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没有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4、报告强调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因为中国经济落后,“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发展国家经济、合作经济的同时,让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利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有发展的便利,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性发展规律,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将来的社会主义。报告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主要内容

5、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以解放农民,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允许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经济成份存在,都是为了解放和发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6、报告指出,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基础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7、报告总结和概括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想念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好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三、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1、《论联合政府》一文的发表,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

      “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毛泽东

     “社会反共心理逐渐瓦解,政府也渐陷孤立境地。”——蒋介石

2、促进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良好关系的建立,为中共执政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资源。

3、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4、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光明民主的中国前景的设计,顺应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5、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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